内分泌

妊娠期糖尿病并非单一疾病?新研究揭示其复杂病因与长期管理新思路

作者:医学论坛网 来源:医学论坛网 日期:2025-10-14
导读

         为什么有些女性孕期血糖升高,产后数年竟悄然发展为糖尿病?这一看似简单的临床困惑,背后藏着妊娠期糖代谢异常的复杂真相。解开它,不仅能改写对这类疾病的认知,更能为阻断母婴代谢风险链提供全新思路,在学术突破与临床实践间架起关键桥梁。

关键字:  糖尿病 

        导语:为什么有些女性孕期血糖升高,产后数年竟悄然发展为糖尿病?这一看似简单的临床困惑,背后藏着妊娠期糖代谢异常的复杂真相。解开它,不仅能改写对这类疾病的认知,更能为阻断母婴代谢风险链提供全新思路,在学术突破与临床实践间架起关键桥梁。

        传统认知存局限,妊娠糖尿病病因探索待突破,现有干预效果有限

        长期以来,妊娠期糖尿病(GDM)被普遍认为是孕期胰腺β细胞无法代偿生理性胰岛素抵抗所致,且该缺陷会在产后缓解。然而,临床研究发现,GDM女性产后患2型糖尿病风险显著升高,这与传统认知矛盾,提示其病因可能更复杂。目前,GDM的筛查和诊断虽经标准化努力,但方法多样,仅针对血糖水平偏高人群,难以区分不同病因。同时,现有短期干预措施预防GDM效果有限,缺乏精准化管理策略。

        2025年7月,Diabetes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What Is Gestational Diabetes-Really?”的文章,该文突破传统视角,提出GDM并非单一疾病,而是多种病因导致β细胞功能不足的综合征,为理解其病因和制定长期管理策略提供了新方向,尤其在识别慢性进行性β细胞功能缺陷及针对性干预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β细胞功能缺陷为共性特征,妊娠只是揭示而非诱因,种族差异影响显著

        作者通过系统分析提出,妊娠期糖尿病(GDM)并非单一疾病,而是以β细胞功能不足为共同病理基础、病因高度异质的综合征。这一结论打破了“GDM由孕期短期β细胞代偿失败引发”的传统认知。研究发现,不同种族/族裔的GDM女性(包括白人、黑人、西班牙裔)在妊娠及非妊娠状态下,胰岛素敏感性-分泌关系始终处于同一条双曲线,仅β细胞代偿能力整体低于正常人群,说明β细胞缺陷是慢性且独立于妊娠的(图1B-D)。Catalano等的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数据进一步证实,GDM女性孕晚期77%的3小时血糖升高、88%的2小时血糖升高在孕前已存在,妊娠仅轻微加重hyperglycemia。

        注:B-D.来自三个不同种族和族裔群体的妊娠期糖尿病女性(GDM)与非妊娠期糖尿病女性一样,在同一条敏感性-分泌双曲线上上下波动。图1:胰岛素敏感性-分泌关系对比图

        针对高风险的西班牙裔美国人,研究揭示了β细胞功能缺陷的进展模式。临床队列显示,671例GDM女性产后5年糖尿病累积发病率达47%,诊断时及产后早期的高血糖是最强预测因子。生理队列研究发现,72例GDM女性的β细胞代偿能力(处置指数)随时间持续下降,年均糖尿病发病率7.2%,且体重增加、体脂上升是加速这一进程的关键因素,而非葡萄糖毒性(图4)。

        注:A.在先前患有妊娠期糖尿病的西班牙裔女性生理队列中,基线时的平均(95%CI)处置指数。这些女性在首次妊娠后长达135个月内未患糖尿病或发展为糖尿病,根据是否患糖尿病以及何时患糖尿病进行分组。B.同一队列中处置指数随时间的变化。结果相对于最终研究访视进行绘制,因为随访在糖尿病发生时结束。符号旁的数字是样本量。图4:西班牙裔妊娠期糖尿病(GDM)女性β细胞代偿能力(处置指数)与糖尿病发病关系图

        干预试验中,噻唑烷二酮类药物(曲格列酮)使糖尿病风险降低56%,且3个月时胰岛素分泌负荷的减少与后续低发病风险紧密相关,其中胰岛素输出减少50%的亚组糖尿病年发病率为0(图6)。

        注:A.在随机接受曲格列酮治疗的干预队列(文中定义)女性中,基线时胰岛素敏感性(最小模型SI,其中SI是胰岛素敏感性)与静脉葡萄糖耐量试验(IVGTT)胰岛素总面积之间的关系。B.三个亚组在基线和3个月时胰岛素敏感性和胰岛素面积的初始变化。C.在三个曲格列酮亚组中,3个月时静脉葡萄糖耐量试验胰岛素面积的百分比变化与随后的年糖尿病发病率之间的密切关系。图6:干预措施对妊娠期糖尿病(GDM)女性胰岛素敏感性、分泌及糖尿病发病的影响图

        研究还明确了GDM病因的异质性。约少数患者存在胰腺自身免疫(1-3%)或单基因缺陷(2,4-6),多数表现为2型糖尿病相关表型。正常BMI女性中,仅45%的孕晚期血糖异常源于孕前,而肥胖女性这一比例达77%-88%,提示妊娠对不同人群的影响存在差异。遗传层面,MTNR1B基因变异影响β细胞代偿基线水平,TCF7L2等基因与肥胖交互作用调控胰岛素分泌,且GDM与2型糖尿病共享部分风险位点但也有独特loci。

        这些发现对学术和临床领域意义重大:学术上,确立了GDM的“慢性进展模型”,为病因学研究提供新框架;临床中,支持早期妊娠甚至孕前筛查,强调产后长期管理的必要性,为基于病因亚型的精准干预(如针对肥胖和胰岛素抵抗的治疗)提供依据,助力降低母婴远期代谢疾病风险。

        总结

        本综述的核心发现是GDM是由多种病因引起的、以β细胞功能不足为共性特征的综合征,多数病例源于孕前已存在的慢性、进行性β细胞功能缺陷,妊娠只是使其显现。这对临床实践有重要启发:一是GDM的预防和管理应着眼长期,而非仅局限于孕期,需关注孕前筛查和产后长期监测;二是应根据不同病因和种族特征制定精准化策略,如针对肥胖相关的β细胞功能障碍,可通过减重、改善胰岛素抵抗等方式干预;三是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明确GDM的病因亚型,为孕期及产后的精准治疗和糖尿病预防提供依据,同时关注GDM对后代代谢健康的长期影响,采取早期干预措施打破代际传递。

        参考资料

        Buchanan T A, Xiang A H, Page K A, et al. What Is Gestational Diabetes—Really?[J]. Diabetes, 2025, 74(7): 1037-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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